老妪与枣树

从单位小院到隔壁大院，徒步十五分钟。途中，有一棵枣树，长在人行道上。

有一天上班，路过枣树下，叮咚一声，一棵红枣砸在我头上，滚落在地面。我停下脚步，弯下腰，捡起这枚红枣，仔细端详：枣上有个缺口，仿佛被鸟儿啄食过；翻过来再看，还有一个虫洞。抬头仰望，树梢上还有几个红枣，藏在绿叶中，不太打眼。眨眨眼再看，哎呀，树冠上挂满了枣子！又胖，又长，半生不熟的，多如繁星——今年铁定要丰收了！

我特别爱吃枣子。生枣，干枣；冬枣，木枣，甜枣；醉枣，枣糕……只要是枣子或枣子制品，还没到手咧，我就先爱她三分了。但是，这棵枣树的枣子，我没尝过。

三十多年前，这里还没有马路，也没有人行道。这棵枣树就直挺挺地长在一位老奶奶门前。那房子，严格地说是个棚户，搭在一栋钢筋水泥屋的南墙下，只有一扇低矮的门，门板是补缀的，门口朝南，朝里张望，可见一张床和一个碗柜，还有很多塑料瓶、废报纸、纸箱等。显然，她是一个拾荒者。

但我又不敢肯定，因为她家门前有一块菜地。有时候，我看见她拿着耙子在整地，拿着水勺在灌园……没猜错的话，她也可能是个菜农。因为这里——正好是城中村。城中村的农民，坛子很深，别看他们穿一件破背心，踢一双夹鼻子拖鞋，有可能是百万富翁咧！

记忆中，那个奶奶已经足够老了。脸上的皱纹，像苏仙岭上的沟壑。牙齿掉光了，豁口。一双老眼总是浑浊的，仿佛就没清醒过。满头华发，被一根皮筋紧束，软哒哒的，扎在后脑勺上。那个腰……没有腰了，驼着背，像一把木工尺，几乎成了直角。她总是忙忙碌碌的，像蚂蚁一样，没个停息。有时候，我想：要是她跌倒了，会不会直接摔成两半呀！

十多年前，那棵枣树就开始挂果了，生生的，涩涩的，是那种木木的枣子。市里要搞“穿衣戴帽”工程，决定拆除这间杂屋。理由呢？有可能是违章建筑，也可能是有碍观瞻。听说，城管的人给她做了很多次动员工作，老人家死活不肯，还威胁要拆迁的人：“拆我的屋，不如要我的命！”路过她家时，偶尔也看见箍着袖章的人和她在磨磨叽叽。我一向不太关心这些琐事，再说，她和我也没干系。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间杂屋被推倒了。那个大大的“拆”字，被一个圆圈箍紧，和墙体一起，倒在地上，散了架子，碎得一塌糊涂。又过了一天，砖块、瓦片、油毛毡……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仿佛这里原本就没有房子，只是一块空地。又过了几天，这块空地上来了一群园艺工人，撬开水泥地板，拉来几车泥巴，倏忽间，种上了一大片兰草和几棵桂花树。还好，那棵枣树，安然无恙，静静地伫立在原地。

有一次，我陪妻子买菜，路过这里，指着这块绿油油的花圃说：“你看，那个拾荒老人搬走了……”妻子说：“是的，房子拆了，人也不见了。”我急忙追问：“人呢？”妻子幽幽地说：“我也不知道！”

很快，我就忘记了这个小事。那一年的秋天，这棵枣树凋萎了，也没有挂果。我以为是水泥地板封得太死了，不渗水，也不透气，必死无疑，没想到后来它又活过来了。那个老奶奶，却再也没见过了。死了？还是迁到外地去了？不得而知。

老妪走了，枣树留下了。我那么爱枣子，竟然没尝到这棵枣树的滋味。以前，枣树属于老奶奶，限于良心，我不敢去偷尝。现在，她长在人行道上，权属不清，唾手可得，想起这段往事，又没胃口了。

她的丰收，与我毫不相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