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欢

“欢欢”是一头猪。那是一头生长在蹉跎岁月，后意外死亡，经常从我记忆里浮出的苦命的猪。

1969年秋天，我家响应居民下乡号召，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县城，一家老少6口迁往汉江以南、巴山深处的金洞公社木场大队第3生产队一组安家落户。

在乡下生活的地方，小地名叫硫黄矿。那些大跃进年代修的炼矿炉，20世纪70年代初，大部分还健在。只是当年的矿工，早已不知去向。

生产队把我们安排住在一户成分是上中农家的两间上房里。房主叫刘德才，是个在大队小有名气的木匠。平时主要是帮人做些箱柜、盆桶、木梢、桌椅、棺材、板凳或犁杷、油榨等农具和家具，日子过得相对滋润。那年月，乡下的铁匠、木匠、石匠、瓦匠、漆匠、篾匠、骟匠、皮匠等8大匠特别吃香，受人尊重。古人云，马不吃夜草不肥。他们这些人，那时都是有“夜草”吃的，是农村的香饽饽。记得刘德才的老伴姓王，大名却从来没听人喊过，我们叫她王姨。王姨身长力大，平时言辞极少，做农活是一把好手，只是长相有些困难。 所以常年走乡串户的刘德才就有了许多风流韵事，这些是否传到王姨耳朵，不得而知。只是在夜晚，经常会听到隔壁传来低沉的打骂声、啜泣声。让人难以入眠。

刘德才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初冬，女儿叫大莲。

初冬为兄，为人蛮和善，他自小跟父亲学手艺，20岁后，一手木活已做得有板有眼。只是他自小肺上有病，一咳嗽就接不上气、翻白眼，近30岁才聚了一个长沙白脸女子，婚后生有一女。后来听说，刘德才夫妻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去世后，初冬媳妇也得绞肠痧死了，越明年，不到50岁的初冬也亡了。

至此，这一家人就废了，房子也空了。

大莲属狗，长我一岁，从小身高有力，且姓格外向。她平时和我一起上学，一起上山放牛、拾柴、寻猪草，一起玩耍。我们同在5里外一个叫玉皇庙的小学读书，她读三年级，我读四年级，我们坐在一个教室上课，就是那种当年流行的复试班。一个老师，讲完四年级语文，布置我们做作业，又给三年级讲数学。大莲做农活是一把好手，学习却白菜，所以经常是我帮她做作业，她替我担水、打柴、寻猪草，我们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平时，她还经常带些吃的给我，自然，我也从她那里也学到了不少农村知识。

上完小学，大莲就回家做农活了。我却一直从公社初中读到县城中学，加上后来我们自己建了房，搬至河东居住后，来往就稀了。我高中毕业那年，得知大莲爱上了我二哥，若不是因1978年居民返城导致一段乡村恋情夭折，大莲可能会成为我的二嫂。再后来听说她嫁给了本组梁姓小伙，现在常年居住在深圳带孙子。这是后话。

在乡下生活第2年，身体本来虚弱的母亲就病了，是那种很严重的癌症。但父亲一直瞒着母亲和我们。当时里家倾其所有，借债把母亲送进县医院住院治疗，因当时医疗条件所限，她终因不治出院。半年后，母亲因病情恶化，于1971年冬月丢下我们走了。

母亲出殡那天，雪好大呀。我们兄弟哭的山风呜咽，四野噤声，天地动容，泪水和雨水搅在一起。看到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四邻和前来帮忙的人都哭了，天也哭了，风也呜呜地哭了。

母亲没了，我家的天塌了一半。这一年大哥17岁，二哥14岁，我12岁，弟弟7岁。母亲走了，可是日子还得过呀。此后，父亲一个人当爹又当娘，把我们四兄弟慢慢抚养成人。

那年月，生产队里社员每家一年都要养一头或两头猪，一半完任务，一半自己吃。

可是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谁能想到，在腊月，我家仅有的一头猪被豹子叼走了。

这可是我们精心喂了一年，准备过年的一头猪啊。春天，父亲把它捉回来时，它还不到5斤重。每个周末，我都带上弟弟满山给寻猪草，好几次弟弟的手脚被刺扎破了，他也不哭。我也记不清被土蜂蛰了多少次，手划破了多少回。

我家养的那头猪，一身黑毛，头上却有几块白色花纹，它吃东西从不挑食，吃完后玩一会，就去睡觉，可爱极了，我们给它取名“欢欢”。 平时，“欢欢”和我们可亲热了，每次我们去喂它时，它总是高兴地“哼哼”着跑过来，扬起头舔我们的手，吃东西时低着头，嘴里发出很大的“嘭嘭”声，吃饱了就在圈里撒着欢给我们跳舞，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冬月，“欢欢”已长到80多斤了。父亲盘算着，待进了腊月，就把猪杀掉，卖给供销社一半交任务，给我们兄弟每人添置一身新衣服，再买点豆腐、粉条啥过年的细菜，还要给我和弟弟预留下学期学费。另一半肉和头、肚等下水除了过年吃些，余下的要支持我们来年一年的生活所需。

父亲说，穷在一年，富在一天。我们一家人的幸福都寄托在“欢欢”身上。我们期待着。可是现在，猪没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希望变成了绝望。

事后听父亲讲，那天夜里3点多，他听见猪叫声后，急忙穿上衣服，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拿木棒赶到猪圈时，看见猪暖圈门被掀倒，猪已不知去向。

父亲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翌日天刚亮，他就带上柴刀、绳索，叫上二哥去找猪。

他们沿着豹子拖拉猪的爪印寻找，从马鞍梁到秧田湾，从三涧河北到三涧河南，最后听何石匠说他家的麻虎（狗名）昨晚叫了一夜，怕是发现大东西了（野兽）。沿着这个线索，父亲和二哥终于在何家门前坎下秧田里，找到了豹子没吃完、埋起来的半头猪。

下午放学回家，听说了“欢欢”的遭遇后，我和弟弟都哭了。

挨千刀的、短命儿的、天杀的、有娘养没娘教的……我们拼命地诅咒那只豹子。三哥，你说豹子是不是阶级敌人？弟弟问我。肯定是。我满腔仇恨地回答。

后来，父亲把那半头猪扛回家，把豹子咬过的地方剔除，洗净后，用开水烫了毛，称了一下，还有20多斤呢。

这一年，我们吃着死猪肉，捱过了又一个年关。

春天，父亲又捉回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猪崽。一家人又有了新的盼头，和希望。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似乎完成了某种冥冥之中的托付，也算是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一种怀念，或命运关照。

当年那头叫“欢欢”的苦命的猪，不知已转世多少代了。

20世纪70年代初，因种种不便言说的原因，我们所在的大队山林被过度砍伐，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一渡严重恶化。于是，豹、狼、豺、狐和野猪等经常在夜晚甚至白天潜入村庄，咬死猪、牛、羊和鸡、鸭、兔等家离家畜，祸害庄稼，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记得第2年，公社还专门组织了一支武装打猎队， 20多人在山转了一个多月，结果连一根野兽的毛都没打倒，打猎队就解散了。

那都是些神虫，有灵性的，咋能随便打得到哟。住在魏家坡的魏先生说。

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发生的那些偶然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些深奥的命题，我说不清。

岁月走得太快了，一眨眼50年过去了。许多年前发生在大巴山深处的童年旧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部分已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况且是一头普通的、平凡的猪。

我属猪，今年是我的本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