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惑
我们在康定师范校读了两年的初中,在我的记忆中,换得最勤的除了数学、物理老师,就是学校最大的当权派,我们叫作老当的那种人。
那个年代,康师校好像是个中转站,那些曾经打入牛棚的走资派们在解放出来时,州里好些单位安排不了,就暂时放在康师校里。这样,走了一个又来一个,都呆不了多久。
最早的老当是吴老当,他是个老革命,一口的陕西话。个子不高,衣着朴素,一身老蓝布中山服,只戴着的帽子是呢帽,干干净净没沾一丝灰尘。只要我们上课,他就在窗外走来走去,有时朝窗内瞧,有谁不好好听讲,他就用手指敲窗户。有时,他又悄悄走进教室,在最后无人的座位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听一节课。他不怎么说话,我们却很怕他。因为他想说的话大多留在了每周开的思想教育会里了。他用与我们不一样的声腔说着一串串革命大道理,越说越快,我们没有谁能听清听懂时,他还在不停地讲。这时,我们坐不住了,说话的、打闹的就开始了,他像没看见似的,也不制止我们,任我们打闹。好不容易讲完了,我们也解放了,没等他从台上下来,就轰地冲出门去。
吴老当的女儿也在我们年级,那个叫燕子的梳两根小辫子的女孩,总是躲着她的父亲,有时我们对她说,你的阿达是吴老当,她的脸就红得要喷出血来,捂着脸好像很害羞的样子。吴老当没呆多久,就调走了。
下一任老当姓赵。赵老当个子很高大,走路腰板总是挺得笔直,也戴顶黑色的呢帽,中山装也穿得整整齐齐,紧扣着领扣。第一次见他时,他正在学校坝子里骑自行车,那种很高大的28圈自行车,一圈一圈地骑,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很享受的样子。有人说,他就是新来的老当,我望了几眼,就没当回事。他在给我们开会作报告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比苦更苦的那种难受,因为他不像吴老当,讲什么,不管你听不听,他讲他的,你玩你的。赵老当不一样,他讲话时,谁也不许打闹,他揪出来就会提着耳朵揪到台上来站着,谁都怕他。可是他说的话,比吴老当还难听懂,但还是直着耳朵听,心却朝遥远的地方飞去。
记得他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带饭蒸饭了,而是在学校食堂开伙。学校的饭是蒸在一个个铁盒子里的,倒出来就成一个个小方块。好些时候,也许蒸笼里火力不均匀,有些铁盒子里的饭是夹生的,很难吃。我就遇到过,加上那天打的盐水煮萝卜很难下咽,吃了几口哽在喉头很难受,就想找个地方把饭倒掉。我找来找去,终于在办公室旁找到一个小垃圾堆。胆怯地左看看右瞧瞧,没有人时,才把没吃完的饭倒掉。刚倒空碗里的饭时,我的耳朵让人揪了起来,我歪着头一瞧,本来就脆弱的小胆子哗啦啦碎裂了。是赵老当,一脸的严肃,牙齿紧紧咬着好像很愤怒。他把我揪到墙根站着,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两天我都在揪倒饭的人,终于让我揪到了。他指指垃圾堆上的饭,说这么白白的大米饭呀,你的爹妈都没教你要爱惜呀!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脸烧得厉害,啥话也说不出来。
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农民种庄稼多辛苦呀,粒粒皆辛苦呀!你知不知道!
我说,知道。
他怒了,知道你还倒!
我鼓起勇气说,饭是夹生的。
他说夹生的就不能吃了?
我咬了下嘴唇,大声顶了一句,是不能吃。我们不是鸡,鸡才啄生米吃!
他气得说不出话来,指着我脑袋的手指都在颤抖,啊了很久才说,你还敢跟我顶嘴!
我啥话都说不出了。
那一天,他揪着我,在学校靠办公室的墙边教训了好久,好些老师和同学走过,都对我赏一副鄙视的眼神,平时就一脸冰冷的苟老师还指着我说,这样的学生真该弄去劳教,让他尝尝种庄稼的辛苦,他才明白粮食有多珍贵。他一说,我受不了,就咬着嘴唇哭起来。赵老当就抱着手臂站在那里看我哭,过了好久,他才说,你回教室去,好好写个检讨,要写深刻点。我才慌慌地朝教室跑去。那一刻,我真怕他又揪住我去把垃圾堆上的饭菜捧起来,吃掉。当然,我回头时,正看见他小心地把饭菜捡起来,装在一张报纸上。他说这饭多可惜,可以给学校喂的猪送去。
这件事,让我伤心了好久,看着赵老当就远远地躲开。
那个时候,我与他都不会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未来,我竟然娶了他的女儿,他也不知道,那个倒了饭糟蹋了粮食还敢顶撞他的,傻瓜一样的小男生,竟然是他未来的女婿。现在,我还在想,也许他揪住我耳朵那一刻,就把未来的那个缘分空间打开了。
赵老当走后,又来了郑老当。郑老当是四川人。据说,他曾经在《四川日报》做过记者,我们对他崇拜极了。他也爱开会,爱讲大道理。说话风趣,开会也不觉累了。可是,很多革命道理,从他嘴里鲜活地出来,压在我们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少男少女头顶时,还是感觉到很沉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