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窗的位置

那年在西安求学，我叔父跟我爸说，我性子太腼，在外可能不习惯，干脆住在他家里也好照应。这样一来，我每天到校听课就得骑自行车往返二十多里路。

那时候，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我一点也不寂寞。在城里上学前，尽管我家离城很近，但我自小进城的那几次，一个手就可以数过来。郁闷也就由此而起：我好不容易在城里上学了，学校却在城市边边；我好不容易靠近了城市边边，叔父却让我住在城市边边的小县城。

每天，我在城市边边与小县城之间蹭来蹭去，日子转眼就流失掉了，季节也由初秋的微凉转到初冬的微寒，我"胡盯"的"眼窝"也转到一个令我至今难忘的红衣女子身上。

在我每天必经的路旁，有一家出版社，二楼有个大大的窗子，大大的透明玻璃里面，总坐着一个姑娘。她穿着一件红色上衣，让我想起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那姑娘每天早上坐在靠窗的位置，每当我骑车从那窗下经过，总会忍不住抬头看她一眼。我每次抬头看她时，她总是两臂搁在桌上，坐如一尊优雅的雕像，但从不看楼下经过的我。慢慢地，我由喜欢看穿红衣的她，到喜欢猜她坐在那儿干啥，再到羡慕她每天只需坐在那儿就能挣到工资。

从那个冬天起，我开始奢望，哪天我在城里的楼上也能支起一张桌子。

十年后，近三十岁的我终于在城里支起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没支在城市边边，而是真正支在了城里，支在那围了一圈的城墙里。

那个办公楼很高，那间办公室很大，很大的办公室却只有一扇面向大街的窗子，我在靠窗的位置选定了我的座位。那天，我手拄着办公桌，眼睛往楼下看，楼下车来车往，骑自行车的人也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往楼上看，一时间竟有些失落。

直到有一次回家，隔壁的朋友说："有好几次，我跟我哥在城里换大米，从你楼下经过，我跟我哥说你就在那上边上班……"

乡下人把城市织进梦里，城里人把乡下写进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