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

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我的成绩在班上是出了名的“吆鸭儿”。那时，母亲在生产大队任大队长，尽管我的成绩差，老师碍于母亲情面，对我仍关爱有加。当时的我年纪小不懂事，非但不买老师的账，上课不听讲不说，还伙同玩伴把课堂搞得乱七八糟的，老师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眼看着快上三年级了，我依然十分淘气。可这我行我素的散漫习性并没延续多久，其转机是因为我的堂哥。

暑假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客人，就是我的堂哥王文华。他刚从大竹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我们大队毗邻的石子公社民主大队小学任教。他这次来我家是专程感谢我父母的。在那特殊的年代，初中毕业的堂哥在农村算是有知识的后生，能说会算会写，踏实肯干，深受社员的喜欢。因此，在我母亲的极力推荐下，他摆脱了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两年读书时间一晃而过，学成归来不忘感恩，回报家乡。当堂哥问及我的学习情况时，母亲直摇头。“二孃，我也没什么报答您，您看这样行不，你们把晓林交给我来管？”“啷个要得，你才从学校出来上班，压力也大，这娃儿野得很，哪能给你添麻烦。”“说麻烦那就见外了，您尽管放心，我负责把他的成绩提上去。”在路过堂屋时，我无意间听到了他们谈论我的话题。从内心来说，我一百个不情愿，怕被堂哥上“紧箍咒”，可我不得不去，因为更害怕父亲的“笋子炒肉”。

8月30日一大早，堂哥担着行李到了我家。其实，在头天晚上母亲早已把我需要用的物件收拾好了。吃罢早饭，我随堂哥出发了。临行前，母亲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听堂哥的话，并把我俩送出了村口。

我跟着堂哥爬坡上坎，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当地人称的“打鼓山”。这里地势凸起，下望村庄原野，民主大队小学就建于此，典型的三合院，被葱茏林荫包围。堂哥没来之前，学校任教的都是本地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都不在校住宿。堂哥来后，腾出一间破烂的小屋作为宿舍，另一间就是办公室兼厨房。

开学了，教我们三年级的是一位叫余正顺的民办教师，三十多岁，本村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性情温和，教育学生极有耐心。而我的堂哥被安排上五年级的课。开学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我仍“野性”难改，很快就和同学们混熟了，那股野性劲上来，连午饭晚饭也会忘。这一切，堂哥只是看在眼里，当啥事也没有发生。

我暗自高兴的是，周六下午放学后堂哥把我送回家时并没有把我在校的表现告知我父母。就这样“野”了两个星期，第三周的星期一清晨，堂哥就郑重给我“约法三章”：到了吃饭时间不许乱跑疯玩，过了饭点没饭吃；完成作业经检查后才能够玩耍；晚上要复习当天所讲的功课，还要对新课进行预习。只要这三点做到了，随我怎么玩都行。堂哥甚至许诺教我打篮球。否则，要将我在校表现如实告知父母，让我吃“笋子炒肉”。如果不想吃“笋子炒肉”，可以通过加作业抵消。

开始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到了星期五下午，放学玩过了头，堂哥当真没给我留饭。我饿着肚子，老老实实做作业，心下虽有埋怨，可这下知道堂哥言出必行。为了周末不挨打，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服服帖帖“投降”作罢。我自觉让堂哥另布置作业。说也奇怪，堂哥出的数学题蛮烧脑的，我做不出，倒更激发了倔犟劲儿。堂哥要讲，我还非不让，最后我认输，仔细听堂哥分析讲解。这一分析讲解，让我醍醐灌顶，意外地激发我学习数学的兴趣，倒赶着求他多出点类似的题让我做。

渐渐地，一月后，堂哥制定的条条款款我竟然都做到了。到了11月上旬的期中考试，成绩揭晓，名次位居全班第一。那次是全区统考，我的名次在全公社同年级也排进前十名，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老师夸奖，同学追捧，我俨然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我心里有点小得意，原来学习也不是那样难嘛！当然，我心里很清楚，短时间里有如此大的进步，离不开堂哥对我的严格管教。

好不容易捱到周六放学回家，我迫不及待地把考试成绩告诉了母亲。母亲愣了一下，问：“真的吗？”说实话，不论哪个家长对这种突变都会产生怀疑。我脱口嘟哝道：“反正我没撒谎，不相信问文华哥哥去！”没过多久，成绩单发了下来，我把它当宝贝保管好，想着拿回家给母亲看。堂哥也再三嘱咐我不要弄丢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一本书里，唯愿周末回家能得到父母的夸奖。

很快，又一个周六如期而至。一路上，我兴高采烈，不时把夹在课本里的成绩单翻出来瞧瞧。走着走着，成绩单竟不翼而飞！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本来离家就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路程了，我只好原路返回寻找，可直到黄昏也没找着，我只好耷拉着脑袋往家赶。当天，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正好回来。他问我为啥这么晚才回家，我道出实情。父亲不但不相信，还认为我是在骗他，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还是母亲心软，告诉父亲：“孩子说没说假话，问文华不就清楚了。”第二天，母亲特地赶到堂哥家去询问，我的冤屈才得以洗清。

堂哥参工时二十岁出头，属于典型的“高大帅气”，青春又充满活力，加之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课余时间还来点吹拉弹唱，在那个偏远的大队小学里自然是鹤立鸡群，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也从中沾了光。我们每周在校要待六天时间，每到傍晚，总会有附近的群众前来凑凑热闹，摆摆龙门阵，还提些时令瓜果蔬菜、鲜肉禽蛋之类的东西送给他，用他们的话说：“庄稼人没什么好拿的，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大家走后，我总是抢先尝尝瓜果，堂哥这时总是溺爱地看着我吃。

堂哥总是面带笑容，有时候我也免不了调皮和淘气，他从不在有人时批评和教育我，而是利用晚上只有我们两人时，才用浅显易懂的道理教育我。在我心中，堂哥既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知识；又是我的兄长，教会我做人。在民主大队小学尽管只待了一年时间，可我获得的诸如“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就有好几次。在堂哥的教育下，我脱胎换骨，顽劣没有了，淘气没有了，学习渐渐步入了正轨。

不仅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堂哥也极力关心我。那时候还是集体劳动靠挣工分过日子。我家只有母亲是一个全劳动力，生活清苦可想而知。堂哥家比我家宽裕一些，母亲多次提出要我背米到学校，均被堂哥婉拒。在校时，中午是集体伙食，堂哥给我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洋瓷碗，每顿都是他给我盛上满满的一碗饭菜。

1979年6月中旬的一天，又是周日返校的日子，由于连续下了几天大雨，河水猛涨，返校要经过的一座石礅桥，无疑也被淹了，我也拿不定主意去不去上学，母亲说等河水退去后再走。当天下午四点过，堂哥就到我家叫我。当我俩走近河岸时，放眼望去，只见“汪洋”一片，桥面早已经没有了踪影，湍急的河水翻卷着大大的漩涡。堂哥把裤腿高高卷起，下水探了探急流之下的桥面，然后背着我蹚水挪步向对岸走去。过河后，回望急流，我好似突然懂事了许多。

有了三年级堂哥给我打下的基础，随后的时间里，我的成绩如同芝麻开花。

堂哥对我的帮助和教诲，尽管过去四十多年了，尽管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他的教育奠定了我坚实的人生基础。后来我与堂哥谋面的机会甚少，偶尔回老家时碰见，彼此都会不自觉地摆谈起往事。我明白当时的自己满身缺点和瑕疵，堂哥却仍包容我，鼓励我。及至年长，我才更深地领悟到这难得的情感！